马笑冬（1950~2019年），生于北京，女八中67届初中生，1969年到云南兵团支边，工农兵学员毕业赴黑龙江农村插队。文革后返京任职《中国青年》杂志，1980年潘晓大讨论责任编辑之一。1988年赴美留学获社会学博士。1999年回国在复旦大学任副教授。
原题
马笑冬：知青岁月
马笑冬：上山下乡运动再次激起了我的英雄主义热情。我知道现在关于上山下乡运动有很多争论，但是我不想去深究。上山下乡对我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，它使我开始了解中国社会的底层，这对我工作后关注的问题和到美国后选择的论文题目都有影响。我们学校走的第一批人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人数很少。我们班有一个人报名，被批准了。我非常钦佩她的勇气和决心。我小时候看过电影《北大荒人》，知道解放军转业军人开发北大荒的故事。我想，她能去北大荒，我就能去一个更远更艰苦的地方。我要去西藏！我像着了魔似的到处打听有没有去西藏的名额，可是没有。那段时间我看了小说《军队的女儿》和《边疆晓歌》，对边疆生活充满了憧憬。终于有一天我听说有去云南的名额，人数不多，要挑选班上的好学生。我想，去不了西藏，去云南也足够远了，况且西双版纳这个名字多么有魅力！我父亲那时候已经“三结合”了，我母亲的情况也有好转，我的表现又不错，就被选中了，我当时兴奋无比。叶维丽：你还是那么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情怀，文革中你妈妈的经历难道对你没有负面影响？马笑冬：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妈妈遭受磨难的细节，文革对我的浪漫主义没有丝毫改变。我总是向往一种全新的生活，这种生活是从书本里读来的，像苏联小说《叶尔绍夫兄弟》，虽然讲的是很平常的事，却是火热的生活。我强烈地向往那样一种生活。那时总说“伟大出自平凡”，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影响。我认定了不管一个人的工作怎么平淡，只要全心投入进去，就会作出贡献，就会有色彩。那时候有去兵团的，也有去插队的。兵团的生活对我有吸引力，我就是不愿意去插队。马笑冬：有关系，也因为我就想和年轻人在一起，只有在这样的集体中才能保持生命的活力。过去下乡劳动的时候，我见过农村生活是什么样子：每天就是早出晚归下地劳动，老婆孩子，吃饭睡觉，我很怕过那种生活。人活着要是光为了吃饱饭就太没意思了，我不能接受那样活着，到现在都不能接受。人总要有可以为之献身的理想，大家都有向往，都有热情，在一起才会开心，意气风发。
我是1968年11月份走的。走之前妈妈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。走的前一天我打开妈妈给我准备好的袋子，一看里面有一包糖，我毫不犹豫地把它拿出来说：“不要，不要。我是去边疆锻炼的，带糖像什么样子！”没想到我妈妈一下子抢过那包糖，把它放回袋里死死地按住，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了。我吓傻了，不敢再说什么。我妈妈很少哭，她哭过的几次我都记住了。马笑冬与父母、哥哥全家福。母亲曾任北京女十中党支部书记，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叶维丽：那个年代的父母是最可怜的，孩子的命运完全由国家做主。我妈妈很不希望我走，甚至想请医生开证明把我留下来。我没听她的，再说我什么病也没有。马笑冬：我走的那天，北京火车站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。我们是北京第一批大批去云南的知识青年。在我们去的前一年，有55名北京中学生联名写信给周总理，要求去云南橡胶农场，周总理批准了他们的请求。他们是先驱者，然后就是我们这批了。班上要好的同学都到火车站送我，我爸爸妈妈也去了。我二哥那时在内蒙古当兵，大哥在良乡工作，不能常回家。我走后，家里就剩下爸爸妈妈了，用现在的话讲，就是“空巢”了。可是我当时想也没想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。我一直很兴奋，没像有些人哭得满脸是泪。在火车鸣笛、车轮震动的那一刻，整个车站哭声大作，像要顶破了天。我把身子拼命探出窗外，紧紧拉住同学们的手，也哭了。我爸爸妈妈没有力气挤到车窗前，他们远远地站在后面望着我。爸爸还能面色不改地朝我摆手，妈妈的眼睛红红的，像一个弱不禁风的病人那样靠着爸爸。我爸爸个子很高，我妈妈依在他身边的情景格外让人难忘。
我们的火车开了一段时间后，大家慢慢地平静下来，人们开始拿出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。我想，原来大家都带吃的呀！要不是妈妈坚持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是在火车上过的18岁生日。18岁该是一个姑娘最美的年华，我倒没有你说的那种不自在，也没多往别处想。那天我们的火车经过武汉，我在心里给自己过生日，对自己说：今天你18岁了，要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要好好锻炼自己。
火车到了昆明以后，我们停下休整，就在那个间隙我去我姥爷教书的学校找他，可门卫连大门也没让我进。后来我们又乘了3天的长途汽车，到达一个离我们农场还有30里地的客栈。农场不通公共汽车，等农场的车来接我们，又花了一天。从北京到农场，整整用了7天，这可真是满足了我离家越远越好的愿望。
农场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住处，是用竹片编起来的房子，从竹片之间的缝隙可以清楚地看到户外的情景。屋与屋之间一点也不隔音，一间屋子里有人喊一声，其他五六间的人都能听见。床也是竹子的，第一天晚上就有一张床塌了，轰隆一声响，把大家吓了一跳，等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又都大笑起来。当天夜里热闹了好一阵大家才睡觉。第二天早上起床穿衣服，我发现棉毛裤是湿的，忙问：“昨天晚上下雨了？”后来才知道是潮气。每天早上起来一看，半山腰以下都是这种雾蒙蒙的气体，又浓又密，白茫茫的一片。我当时心里有股冰凉的感觉：这可怎么办呀，会多难受呀。不过我很快也就习惯了。马笑冬：老这样，冬天也一样。衣服特别容易发霉长毛。除了潮气，还有瘴气。有一次连队里的人全拉稀，大家都浑身无力，坐一会儿就得躺下来，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。
云南和北方的不同是它的山清水秀，景色的美丽可以弥补别的不足。有一次我们爬上一个特别高的山顶，发现自己完全在云里了。浓浓的云彩把山下全遮住了，一会儿云飘走了，一片一片的在脚下、身边滑过，用手在云里搅，那气体就慢慢散开。下山的时候快黄昏了，我们走了一阵，回头一看，全惊呆了：夕阳西下，云山起伏，太阳红得像滴着血似的。大家不约而同地说：这才叫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！这样的景色使你对宇宙万物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。刚到农场不久的第一次会上，农场领导动员两个知青到食堂做饭。没有一个人举手报名。大家可能都想：我们到这儿来是建设边疆的，做饭多没意思。会场上一片沉默。最后我举了手。我想自己过去的缺点就是不甘心默默无闻，这次要好好改造自己，甘当“革命的螺丝钉”。另外一个女生也举了手，她就是J，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。马笑冬：我在家一直是饭来张口，家里人叫我“小娇妮”。到食堂做饭不正是改造自已的好机会吗？食堂在半山腰，从住的地方去要下一段延着山铲出来的台阶，那台阶几乎是直上直下。云南土质松，又常下雨，上下这台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当了大师傅之后，每天早上3点钟起床，打着手电小心翼翼地走向食堂。在寂静无声的黑暗中，一束手电光在半山腰晃来晃去，像鬼火一样。我年轻不懂事，把早上3点起床的事写信告诉了父母，有点儿炫耀自己的意思。后来我回北京探亲，父亲有一天对我说，妈妈收到我那封信后，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3点钟就醒，对爸爸说：冬冬正在给大伙儿做饭呢。我听了心想，我真不该告诉父母，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后悔。
有一段时间粮食不够吃，领导号召女知青少吃一点，省出来给男知青。我和J积极响应，早饭一结束，我们就盛出两碗粥放在一边。云南的大米特别好，又香又黏。到中午粥就凝固成一碗饭了，吃下去觉得很饱。其实这是自欺欺人，下午我们就又都饿了。马笑冬：没错，说不定这个主意就是无意中那么来的。后来食堂的油也快用完了。雨水太大，菜又种不出来，我们每天只能煮一大锅清汤，里面放些瓜片。原来我们还用勺子给大家分菜，后来也不用分了，让他们自己盛，反正全是汤。开始汤里还有一星半点油，后来油用完了，我们就用水涮油罐，倒进锅里，第二天再涮一回。有一天我在案板上切瓜片，一不小心切了手指头，指尖上一小块儿肉被切了下来，疼得钻心。别人帮我包扎好后，我忍着疼痛在瓜片里找那块肉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，只好作罢。吃晚饭时，有人说吃到了一粒肉渣。因为连着好多天没有一点肉腥了，他吃到肉还挺高兴。我知道那肉渣一定是我手指上的，什么话也没敢说，怕人家反胃。叶维丽：你们在农场怎么还吃得这么不好？我一直以为农场的伙食比插队的强得多。马笑冬：我们刚去的时候粮食和油都不够，后来有了改善，但还是缺油水，“馋”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主题。在食堂做饭的有一个当地的年轻姑娘，是傈僳族的，我们相处得很好。有一天她从家里带来了一块肉，说煮了我们几个人吃。我和J高兴极了，也没注意那块肉一点瘦的都没有。肉煮好了，吃了一口，香掉牙，又吃了几口，就觉得不对了，再仔细一看，原来全是肥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别人还没这个口福呢。农场里那么多男生，我只记得一个人的模样。所以能记住他，是因为有一年过年，农场准备了足够的肉和菜让我们好好吃一顿，这个男生宣布他要为大家做北京风味的红烧茄子。他的烧茄子做得真棒，因为放了足够的油，又好看又好吃。可惜这种好日子一年只有几次。
马笑冬在炊事班
后来大伙儿发现，要想解馋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到30里以外的一家小饭铺去吃一顿。那个小饭铺没有鲜肉，只有腊肉，掺着菜炒，3毛钱一盘。到那儿去来回步行要七八个小时，为了吃点肉要花一整天的时间。但就是这样，大伙儿还是不顾辛劳，乐此不疲。好在一路上风光秀丽，景色宜人，走起来不觉得累。叶维丽：我们偶尔去县城办事，也指望在那儿的饭馆吃上顿肉，是红烧驴肉，大概是老驴不能干活了就宰了吃肉。驴肉就着二面馍（玉米面和白面），味道特别香。我们一趟来回也得走60来里地。马笑冬：在食堂我们不光管做饭，还要去寨子里买菜、买米。没有车，全靠人把米背回农场。当地妇女不兴用扁担挑东西，而是用头顶，把东西放在背上，用一块宽带子托住，再把带子套在头上，主要靠头来托住重物。一开始我很不习惯，头被压得像要裂开了一样。把东西放下来休息一下吧，带子刚一离开头，先是一阵轻松，然后人就仿佛双脚离地，要升上空中一样，那种滋味说不上是好受还是难受。但这些都没有让我退却，后来我可以头顶重物很自如地走路了。为了锻炼自己，我有时还故意赤脚。有一次走了七八里山路，也没有觉得怎么样，我因此得了“赤脚大仙”的绰号。
进寨子买东西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使我们比别人更多地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，这对我影响很大。马笑冬：是不太多。串联的时候我看到的还是城市里的生活，到了云南才知道大多数人的生活跟我们的根本不是一回事。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男人从山上背下来个老太太，等看清楚那个老太太时我们全都吓呆了，她瘦得简直像个鬼，像是在骷髅上包了一层皮。我们心想这是活人还是死人哪。男人说是带他妈去看病，从很高的山上一步一步把她背下来的。附近没有医院，他们可能是去我们农场场部的卫生所，那里的条件很简陋。过去老听说农村缺医少药，这回真正体会到缺医少药对偏远山区的老百姓意味着什么。
还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乡到寨子里买菜，中午就在她家歇脚，午饭也在她家吃。米不够她就把芭蕉切成一块一块煮在米里一起吃。你可能想芭蕉不是很好吃吗？可是天天吃就不行，就跟白薯一样，尝尝鲜可以，天天当饭吃就受不了，而老乡家每天就是这么吃。她家的房子也是竹子做的，里头涂了一层厚厚的泥巴，一丝亮光也进不来，又没有照明。我在里面待了好久才看清周围，休息时躺在床上觉得就像在坟墓一样黑。
尽管生活艰苦，我没有怨言。我到云南来就是为了吃苦，我对吃不了苦的人很看不惯。记得有一次大家到小溪旁洗头，那溪水清澈见底，不知水里含有什么化学物质，洗后头发特别干净润滑。洗完了我们走回宿舍，一辆卡车迎面开来，车轮一转，尘土飞扬。有个女生赶紧用手把头挡住了，我对她这么做很看不上。马笑冬：现在我也会这么看，可当时的想法是她不该怕脏，怕脏就是看不起劳动人民，只有资产阶级、地主阶级才会看不起劳动人民。毛主席不是说，不要看农民手上有泥巴，脚上有牛屎，他们心里才是最干净的吗？还有一次我们出门住在一个旅店里，那个小店特别脏，根本看不出床单原来的颜色。我和衣躺下了，可有一个女生就是不肯睡，在床上坐了一夜。我心想至于那么金贵吗？入境随俗嘛。马笑冬：我和J在食堂干了不到半年就回生产班了，我们俩能吃苦很快就在农场出了名。我们干的活儿是在山上挖坑，种金鸡纳树，这种树的皮可以提炼金鸡纳霜（又名奎宁），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。我听说男生最多的一天能挖50个树坑，就下决心也要挖50个坑。我们那儿土质松，不算太难挖。每一下锄头抡下去一定要铲满一锄头土，当我快完成一个坑、修理坑底部时，眼睛同时看好下一个锄往哪儿抡。第一个坑修理完，一抡锄头，就开始挖第二个坑了，半点儿多余的动作也没有，中间一口气也不喘，腰也不伸，就这样我和J创造了女生挖50个坑的记录。马笑冬：就是要强，证明女生也同样能干，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奖励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次食堂改善伙食吃包子，因为包子有限，规定男生最多5个，女生4个。不少男生说，我和J可以吃5个。我心里很高兴，这算是对我们俩的一种承认和褒奖吧。
可是老这么干也真累。听到吹休息哨时，那声音真清爽，听着特别舒服。大家一下子都钻进草丛里去凉快，工地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了。等到吹干活哨，那声音听起来特别沉闷。大家慢慢地、无精打采地从草丛里出来，浑身像是散了架似的。
马笑冬借来军装留下纪念
那时候我还干了一件傻事，就是要用我的行动把男女生理上的不同消灭掉。很多女知青来例假时都会请一两天假在宿舍休息。我觉得来例假不出工太娇气，就给自己定下了两条：一，不管什么情况下，来例假期间都照常劳动；二，不让任何人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例假。做到第二条并不容易，因为农场的厕所坑与坑之间没有隔板，来例假换纸时别人会看得见。我就争取在人少的时候去，天色比较昏暗的时候去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有人突然问：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马笑冬来例假？”我笑笑，什么也不说，她们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。
我也做到了不管什么情况下都照常劳动。有一次到总场的水田插秧，水凉得彻骨。我正在例假期间，心里确实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一下决心就跳下了冰冷的水田。还有两次是挑东西走山路，我也照常出工。当时年轻，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。马笑冬：我就是太争强好胜了。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深处是对男女差别的反抗，用否认生理上的不同来争得平等。你还记得吗，我刚来例假时是多么震惊？我从心底里不能接受男女生理上的差别。叶维丽：你在这点上比别人的反应都强烈，你的反抗也特别激烈。因为我劳动表现好，有一次场部要派一名女技术员到昆明去做金鸡纳霜成分的化验，需要一个助手，就把我选上了。在山沟里呆了一年多，一下子来到大城市，就像后来一下子到了美国那样，非常不习惯。在昆明时我总觉得内疚：别人都在农场吃苦受累，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当时城市供应也很紧张，我们在的研究所食堂一星期发两张肉票，用它们可以买一个肉菜。我一张肉票都不要。那个女技术员很奇怪，问我为什么不要，我就说：“我不想吃。”农场里的伙食那么差，我在城里吃香喝辣就是罪过了。我回到农场后别人问我：“你在昆明都去哪儿玩了？”他们哪儿知道，我连研究所的大门都没出。我觉得出门逛大街和吃肉一样是罪过。叶维丽：我能理解你的想法，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有些过激了。马笑冬：我就是觉得乡下的生活太苦了。我看着那些城市人，心想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底下是怎么生活的？马笑冬：到云南的第二年，农场改组为兵团，我们要搬到思茅去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农场上下一片欢腾。知青们对军队式的生活一直有强烈的向往，改成兵团建制后虽然不算正式当兵，但连队的领导都是现役军人，我们也算得上半个兵了。
到思茅以后，我们吭哧吭哧种的那些金鸡纳树没人管理，都被遗弃了。实际上我们一年来没种成过一棵树，辛苦完全白费了。马笑冬：金鸡纳树要长5年才能把树皮拿去提炼，提炼出来的奎宁只占树皮重量的百分之零点五，要种多少棵树才能生产出一点奎宁呀。种金鸡纳树先得把山上原来的树木植被全都砍掉烧净，把山弄秃，再栽新树。结果不但金鸡纳树没长成，当地原有的环境也给毁了。我们一帮青年人只知道卖力气干活，干活的目的是改造自己，我们吃苦了，磨炼自己了，就行了，一点儿也不讲经济效益，更不懂得保护生态。我们兴高采烈地走了，没人再提起那些倒霉的金鸡纳树。
思茅在历史上有记载，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发生在那儿。我们连队在一座茶山的脚下，茶山后面是一片湖水。有段时间我一有空儿就起个大早拿着照相机到湖边取景。在浓雾渐渐散去、太阳快出来的时候，那湖景真是美丽绝伦。马笑冬：这是没办法的事。那湖叫“洗马湖”，据说湖水以前是浑的，自从诸葛亮的马在湖里打了个滚儿，水就变清了。我们连队的男知青开玩笑说“洗马湖的碧波绿呀，没有兵团战士的脸色绿”，意思是说连队的伙食太差了，知青都面带菜色。马笑冬：大伙听了哈哈大笑，没有人认真，那时的气氛已经不那么“左”了。
我们连队的任务是管理茶山，采茶和制茶，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减轻。我们住的是砖房，生活条件也比过去改善了很多。思茅是地区首府，有商店和饭馆，从我们的驻地到街上就20分钟。我们每人一个月工资26块钱，其中伙食费只有9块钱，吃不着什么好东西。馋了我就去街上买米粉吃，才花1毛钱。平时我很少花钱，交了伙食费后基本上什么都不买，该取工资时我总忘，能一连3个月不去取。叶维丽：你们在兵团有工资很不错了。我们一年下来，除去粮食和菜分不到几个钱。马笑冬：我在云南5年，真正一天到晚干活也就是1年，后来我参加了团里的文艺宣传队，可以说我那4年没吃什么苦。我个子高，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参加演出，偶尔遇上个别角色才上台。我因为练体操时受过形体训练，就让我主要当舞蹈编导。演出队就在我劳动的茶叶连队，有一间大房子供我们排练。我们半脱产，边劳动边排练演出，排练完一套节目就到兵团下面的连队里演出。
云南兵团宣传队，马笑冬饰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吴清华
叶维丽：当时很多人都看不起文艺宣传队，觉得他们逃避干活儿，到处演出，吃好的。马笑冬：人们是这么看，可宣传队也并不轻松。我们常常是上午在茶山干活，下午排练。在茶山干活可以懒洋洋，但排练时一定得情绪饱满，这也不容易做到。
知青的生活太贫乏了，几乎没有什么娱乐，我们每到一个兵团连队去演出，那里就像过节一样。我们也常到解放军部队去演出，演出完了以后，部队总要招待我们一顿很不错的饭菜。尽管我们的生活条件比以前有改善，但“馋”还是像个影子一样缠着我们。说句良心话，盼着演出后的那顿饭是每个人的心思，甚至可以说，我们演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那顿饭。演出完了，招待我们的晚饭至少有七八个菜。马笑冬：当然有了。部队也不那么富裕，但至少能拿出几个比较像样的菜来。有一次我们在思茅军分区演出，演得有点儿砸。吃饭的时候，有人听见战士说：“什么演出，还不是为了那顿饭！”大家听了都很生气，我觉得受了极大的侮辱。我爸爸从小就教我们做人要有骨气，“冻死迎风站”。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，让我觉得尊严比什么都重要，我因此决定罢餐。我不想惊动任何人，趁大家狼吞虎咽吃饭的时候溜到外边找个僻静地方坐下，在黑暗中等别人吃完。演出结束时往往已经九十点钟了，我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很难受，但我使劲忍着。等到别人吃得差不多了，我再悄悄回到饭桌上。大伙儿高声谈笑，谁也没注意少了一个人，我看着桌上的残羹剩饭直咽唾沫。回到宿舍后饿得不能睡觉，我就到J那里讨吃的。J不比我年纪大，但她像姐姐一样照顾我，经常买些吃的留给我。以后几次到思茅军分区演出时，我都告诉她我要罢餐，她就事先把吃的给我准备好。我这样坚持了六七次，后来被人发现，我也就停止了。
马笑冬：怎么说呢，在宣传队的时候，我慢慢对一个高个儿的男生有好感。我演芭蕾舞“红色娘子军”中的女主角吴清华，他演党代表洪长青。我开始意识到对他的感情有点不一般，是演“长青指路”那一段。那场戏一开始吴清华从南霸天的牢房里逃出来，浑身是伤，走了没两步就倒下来了。这时洪长青和通信员小庞路过发现了清华，就把她扶了起来。看见她手臂上全是伤，洪常青就拿出手绢帮她擦伤。这时他必须拉着清华的手。虽然是舞蹈动作，但拉手那下是真的。宣传队的人思想比较开放，平时跳舞男女拉手，大家也无所谓。可是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儿等待他拉我手的那个时刻，而且在台上一看见他我就马上把眼睛移开。这事我对J说了，她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说？”我没去说，我当时认定我会一辈子独身的。马笑冬：但是他们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爱，像牛虻，最后只是给琼玛留了一封信。这可能对我有影响，让我觉得爱情和革命是冲突的，我应该压制自己对爱情的冲动。
我本来对婚姻就有很多疑惑，有一件事更使我对婚姻产生了恐惧。我前面提到当初我和J在伙房时和我们一起做饭的傈僳族姑娘。她长得很漂亮，梳两条辫子，皮肤黝黑，有种特别的气质。我刚一见到她就想，哟，怎么山娘。她活泼，能干，性格开朗，充满了朝气。是她领着我们在厨房干活，要不然像我这样的怎么会做饭？后来她结婚了，就离开了我们。过了两年，有一天我走在思茅街上，看见一辆敞篷卡车迎面开来，车斗里有这个姑娘。我当时一下子愣住了。她变化太大了，脸上很粗糙，苍老了很多，一看就是因为照顾孩子做家务给弄成那样的。我是打算扎根云南的，看到她我非常震动，心想将来我是不是也会变成那个样子？我对自己说我绝不能走那条路。马笑冬：我也没认真想过今后要不要结婚，但我看到那个女孩子的变化，心想难道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命运吗？我从小就极为反感女人一结婚生孩子就完了的说法。现在看见原来好端端一个女孩儿完全失去了青春的光彩，好像印证了那种说法，我突然觉得十分绝望。我想我一定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一直把自己看做一个特殊的女人，男人能做的事，我也能做，我不能接受一般女人的命运。
可是话虽这么说，1970年海通大地震的时候（震级7.7级，死亡人数1.56万，仅次于唐山地震），我曾想证明我和别的女生不一样，结果到最后还是得“服软”。那次思茅受到强烈震动，地震时房顶发出极可怕的声音，大家狂奔到院子里，惊魂难定。后来很多天因为余震，我们晚上睡在露天一个大棚子里。有天夜里发生了一件事：一个女生的蚊帐被一个男的打开了，正在这时候，那个女生醒了，睁眼看到个男的，吓得尖叫起来。这事以后，女生们都说太可怕了，一个个都要往屋里搬。我说这有什么可怕的，大家都在这儿，没事儿。那天晚上我回来，一看棚子里空空的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蚊帐。我很生气，心想今天晚上我就睡在这儿了！我硬是一个人在外面睡了一夜。
《中国青年》编辑马笑冬采访中国远洋科考船
马笑冬：其实那一夜我就没敢合眼，第二天我也只好搬进了屋。
在云南呆了几年后，有一天，连队里传出了爆炸性新闻：某某女知青要和一个当地的男职工结婚了。我们都很惊讶，没听说他们俩谈恋爱呀，怎么说结婚就结婚了？连里热热闹闹为他们办了喜事，还分给他们一间屋子，婚后他们就搬到一起住。我心想，就这么过一辈子了？这就是婚姻？叶维丽：这个女知青算是在当地扎根了，这不是符合当时的政策吗？要想扎根，早晚都得走这条路。马笑冬：可这是一条我不能接受的路。后来连队里又爆出大新闻：连长和连队卫生员偷情，被抓住了。连长是现役军人，已经结婚了，卫生员是北京知青。连长平时吃苦肯干，大家对他印象都不错，出事后也都同情他，我到现在都认为他是个好人。卫生员怀了孕，回北京堕了胎。这事一出来，大家都骂她，看不起她。后来连长被迫退役回了家乡，女知青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听说连长回家后和老婆离了婚，发誓要娶那个女知青。叶维丽：他挺真心的。后来听说有兵团干部强奸女知青的事，你们那儿有吗？叶维丽：我也没听说我们县有。我相信这种事确实有，在一些地区可能还比较严重，但从全国范围讲，到底有多普遍？现在的文艺作品一提女知青在乡下的生活就是被强奸，好像没这种事就不真实，我觉得应该给绝大多数女知青正名。如果女知青的“典型”就是遭受强奸的弱者，也玷污了咱们这一代“不让须眉”的女性。马笑冬：我同意。其实说起来，当年在知青中清教主义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我们那儿偶尔有男生会给他喜欢的女生写条，问能不能“交个朋友”。有的女生认为男生这样做是意识不好，生活作风有问题，最可能的结果是把条子交给领导，然后领导在全连大会上批评那个男生，弄得他灰头土脑没脸见人。有个男生给我们宣传队最漂亮的女生写条，结果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。有不少人不同意她那样做，认为这是个人的私事，不想交朋友就直接告诉对方，不必报告领导，我同意这个看法。
说到感情上的事，还有一件事我以前没有和别人讲过。那次云南地震以后，因为有的房屋受到破坏，大家都搬进比较结实的屋子，睡觉时两人挤一张床，我和J在一张床上睡。一天我半夜里醒来，发现她不见了，我很奇怪，半夜三更的她能到哪儿去呢？我到外面到处找也找不到，就到连部报告指导员，指导员立刻带上一个人到茶山上去找。过了一会儿，J和指导员他们回来了。回到宿舍后，我问她是怎么回事，她说：“我总怕失去你。”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，就说：“咱们不是每天都在一起吗，有什么失去不失去的。”她说：“你不懂。”后来，她把自己的心事写信和她妈妈说了。她妈妈是个很开明的知识分子，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，告诉她这叫“同性恋”，认为这和中国社会里同性之间关系密切，异性之间接触得少有关系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，这种倾向会淡化的。她希望这件事不会影响我和J的正常友谊。J把这封信给我看了，我觉得她母亲的话有道理，也没有疏离J。J是个非常正派的人，从来没有对我有任何不适当的举动。几年之后我们各奔东西，J在上大学时爱上了一个同班的男生，这是后话了。叶维丽：这件事你们处理得很理性，也多亏了J的妈妈。我听说女附中也有些学生关系过于密切，但也没人特别注意这类事，“同性恋”在当年不是个敏感话题。
马笑冬：我很喜欢唱歌，经常一个人小声自己唱。不知为什么大家在一起就唱不起来，可能因为思茅是地区首府，可以逛街，进饭馆，看电影，每个星期日都休息，要上街可以去。我们宣传队又老是排练，又唱又跳，所以大家聚在一起用唱歌来抒发感情的需要就不强烈了。记得我自己最常唱的是“新四军军歌”，还有苏联、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战斗歌曲。马笑冬：有人唱爱情歌曲，把词都改了，“爱人”改成“朋友”，“跟着爱人到前方”改成“跟着朋友到前方”，好像不能开口说“爱”字。我去昆明出差那次，一共呆了3个星期，觉得特别漫长，非常想念农场的伙伴们。除了J，我还交了另外几个好朋友，我和她们的友谊是我在云南最大的收获之一。我给她们写信的时候说：“我太想你们了。我真想对你们大声说：我爱你们！”回到农场后，她们都笑我用“爱”这个词，觉得我是小资产阶级情调。叶维丽：谈“爱”还是禁忌啊，可你对自然的感受还是挺浪漫的。
马笑冬：说实在的，我们没有什么书可看。1970年代初，团部让我们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的6本书。我记得其中有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国家与革命》和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。我非常认真地读了这些书。马笑冬：看这些书使我第一次受到理论思维的影响，产生了强烈的想学习的愿望。我从去云南那天起，就没有想过有一天还要回北京。我当时是决心扎根边疆的。到了第四五年，想坚持扎根边疆的人越来越少。我自己的思想斗争也十分激烈，有时候非常痛苦。我当时想，如果有一天我也离开边疆，那是不是就背叛了自己的理想？我的理想又是什么呢？实现共产主义？共产主义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跟工农相结合是我的信念，但怎么才能算和工农相结合呢？和当地人结婚、生儿育女？那是我最不能接受的。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？我们在的那些年，没见农村面貌有什么改变，我也自认我们没有能力改变。我追问得越深，就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。那几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就是林彪事件。林彪坐的飞机摔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，这个事件对我是极大的震撼。一个天天拿着红宝书喊“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”的人，一个在党章上被指定为接班人的人，突然背叛了毛，这对当时的那个信仰体系是特别大的冲击，我一下子失去了对它百分之百的信赖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叶维丽：很多人就是从林彪事件以后开始质疑文革的，毛的绝对权威也开始动摇。马笑冬：它也使许多人对扎根边疆开始怀疑，也动摇了我的决心。我开始强烈地想离开云南，想上大学，想学习。 （本文选自《动荡的青春：红色大院的女儿们》，叶维丽、马笑冬／口述，叶维丽／撰写，新华出版社2008年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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