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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青丨马笑冬:​兵团岁月,从炊事员到宣传队员

马笑冬 新三届 2021-04-24

 作者简历


马笑冬(1950~2019年),生于北京,女八中67届初中生,1969年到云南兵团支边,工农兵学员毕业赴黑龙江农村插队。文革后返京任职《中国青年》杂志,1980年潘晓大讨论责任编辑之一。1988年赴美留学获社会学博士。1999年回国在复旦大学任副教授。


原题

马笑冬:知青岁月




对谈:叶维丽,马笑冬
撰写:叶维丽



童年马笑冬

  
马笑冬:上山下乡运动再次激起了我的英雄主义热情。我知道现在关于上山下乡运动有很多争论,但是我不想去深究。上山下乡对我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,它使我开始了解中国社会的底层,这对我工作后关注的问题和到美国后选择的论文题目都有影响。我们学校走的第一批人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,人数很少。我们班有一个人报名,被批准了。我非常钦佩她的勇气和决心。我小时候看过电影《北大荒人》,知道解放军转业军人开发北大荒的故事。我想,她能去北大荒,我就能去一个更远更艰苦的地方。我要去西藏!我像着了魔似的到处打听有没有去西藏的名额,可是没有。

那段时间我看了小说《军队的女儿》和《边疆晓歌》,对边疆生活充满了憧憬。终于有一天我听说有去云南的名额,人数不多,要挑选班上的好学生。我想,去不了西藏,去云南也足够远了,况且西双版纳这个名字多么有魅力!我父亲那时候已经“三结合”了,我母亲的情况也有好转,我的表现又不错,就被选中了,我当时兴奋无比。
  
叶维丽:你还是那么充满英雄主义和浪漫情怀,文革中你妈妈的经历难道对你没有负面影响?
  
马笑冬: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妈妈遭受磨难的细节,文革对我的浪漫主义没有丝毫改变。我总是向往一种全新的生活,这种生活是从书本里读来的,像苏联小说《叶尔绍夫兄弟》,虽然讲的是很平常的事,却是火热的生活。我强烈地向往那样一种生活。那时总说“伟大出自平凡”,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影响。我认定了不管一个人的工作怎么平淡,只要全心投入进去,就会作出贡献,就会有色彩。那时候有去兵团的,也有去插队的。兵团的生活对我有吸引力,我就是不愿意去插队。
  
叶维丽:真的?是因为你想过半军事化的生活吗?
  
马笑冬:有关系,也因为我就想和年轻人在一起,只有在这样的集体中才能保持生命的活力。过去下乡劳动的时候,我见过农村生活是什么样子:每天就是早出晚归下地劳动,老婆孩子,吃饭睡觉,我很怕过那种生活。人活着要是光为了吃饱饭就太没意思了,我不能接受那样活着,到现在都不能接受。人总要有可以为之献身的理想,大家都有向往,都有热情,在一起才会开心,意气风发。
  
我是1968年11月份走的。走之前妈妈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。走的前一天我打开妈妈给我准备好的袋子,一看里面有一包糖,我毫不犹豫地把它拿出来说:“不要,不要。我是去边疆锻炼的,带糖像什么样子!”没想到我妈妈一下子抢过那包糖,把它放回袋里死死地按住,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了。我吓傻了,不敢再说什么。我妈妈很少哭,她哭过的几次我都记住了。

马笑冬与父母、哥哥全家福。母亲曾任北京女十中党支部书记,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
  
叶维丽:那个年代的父母是最可怜的,孩子的命运完全由国家做主。我妈妈很不希望我走,甚至想请医生开证明把我留下来。我没听她的,再说我什么病也没有。
  
马笑冬:我走的那天,北京火车站红旗招展,锣鼓喧天。我们是北京第一批大批去云南的知识青年。在我们去的前一年,有55名北京中学生联名写信给周总理,要求去云南橡胶农场,周总理批准了他们的请求。他们是先驱者,然后就是我们这批了。班上要好的同学都到火车站送我,我爸爸妈妈也去了。我二哥那时在内蒙古当兵,大哥在良乡工作,不能常回家。我走后,家里就剩下爸爸妈妈了,用现在的话讲,就是“空巢”了。可是我当时想也没想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。我一直很兴奋,没像有些人哭得满脸是泪。在火车鸣笛、车轮震动的那一刻,整个车站哭声大作,像要顶破了天。我把身子拼命探出窗外,紧紧拉住同学们的手,也哭了。我爸爸妈妈没有力气挤到车窗前,他们远远地站在后面望着我。爸爸还能面色不改地朝我摆手,妈妈的眼睛红红的,像一个弱不禁风的病人那样靠着爸爸。我爸爸个子很高,我妈妈依在他身边的情景格外让人难忘。
  
我们的火车开了一段时间后,大家慢慢地平静下来,人们开始拿出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。我想,原来大家都带吃的呀!要不是妈妈坚持,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是在火车上过的18岁生日。18岁该是一个姑娘最美的年华,我倒没有你说的那种不自在,也没多往别处想。那天我们的火车经过武汉,我在心里给自己过生日,对自己说:今天你18岁了,要有一个新的开始,要好好锻炼自己。
  
火车到了昆明以后,我们停下休整,就在那个间隙我去我姥爷教书的学校找他,可门卫连大门也没让我进。后来我们又乘了3天的长途汽车,到达一个离我们农场还有30里地的客栈。农场不通公共汽车,等农场的车来接我们,又花了一天。从北京到农场,整整用了7天,这可真是满足了我离家越远越好的愿望。
  
农场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住处,是用竹片编起来的房子,从竹片之间的缝隙可以清楚地看到户外的情景。屋与屋之间一点也不隔音,一间屋子里有人喊一声,其他五六间的人都能听见。床也是竹子的,第一天晚上就有一张床塌了,轰隆一声响,把大家吓了一跳,等明白了是怎么回事,我们又都大笑起来。当天夜里热闹了好一阵大家才睡觉。第二天早上起床穿衣服,我发现棉毛裤是湿的,忙问:“昨天晚上下雨了?”后来才知道是潮气。每天早上起来一看,半山腰以下都是这种雾蒙蒙的气体,又浓又密,白茫茫的一片。我当时心里有股冰凉的感觉:这可怎么办呀,会多难受呀。不过我很快也就习惯了。
  
叶维丽:一年四季都是这样?
  
马笑冬:老这样,冬天也一样。衣服特别容易发霉长毛。除了潮气,还有瘴气。有一次连队里的人全拉稀,大家都浑身无力,坐一会儿就得躺下来,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。
  
云南和北方的不同是它的山清水秀,景色的美丽可以弥补别的不足。有一次我们爬上一个特别高的山顶,发现自己完全在云里了。浓浓的云彩把山下全遮住了,一会儿云飘走了,一片一片的在脚下、身边滑过,用手在云里搅,那气体就慢慢散开。下山的时候快黄昏了,我们走了一阵,回头一看,全惊呆了:夕阳西下,云山起伏,太阳红得像滴着血似的。大家不约而同地说:这才叫苍山如海,残阳如血!这样的景色使你对宇宙万物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。

马笑冬(左)与兵团战友
  
刚到农场不久的第一次会上,农场领导动员两个知青到食堂做饭。没有一个人举手报名。大家可能都想:我们到这儿来是建设边疆的,做饭多没意思。会场上一片沉默。最后我举了手。我想自己过去的缺点就是不甘心默默无闻,这次要好好改造自己,甘当“革命的螺丝钉”。另外一个女生也举了手,她就是J,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。
  
叶维丽:你会做饭吗?
  
马笑冬:我在家一直是饭来张口,家里人叫我“小娇妮”。到食堂做饭不正是改造自已的好机会吗?食堂在半山腰,从住的地方去要下一段延着山铲出来的台阶,那台阶几乎是直上直下。云南土质松,又常下雨,上下这台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当了大师傅之后,每天早上3点钟起床,打着手电小心翼翼地走向食堂。在寂静无声的黑暗中,一束手电光在半山腰晃来晃去,像鬼火一样。我年轻不懂事,把早上3点起床的事写信告诉了父母,有点儿炫耀自己的意思。后来我回北京探亲,父亲有一天对我说,妈妈收到我那封信后,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3点钟就醒,对爸爸说:冬冬正在给大伙儿做饭呢。我听了心想,我真不该告诉父母,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后悔。
  
有一段时间粮食不够吃,领导号召女知青少吃一点,省出来给男知青。我和J积极响应,早饭一结束,我们就盛出两碗粥放在一边。云南的大米特别好,又香又黏。到中午粥就凝固成一碗饭了,吃下去觉得很饱。其实这是自欺欺人,下午我们就又都饿了。
  
叶维丽:困难时期你的同学范丽丽家不就这么吃吗?
  
马笑冬:没错,说不定这个主意就是无意中那么来的。后来食堂的油也快用完了。雨水太大,菜又种不出来,我们每天只能煮一大锅清汤,里面放些瓜片。原来我们还用勺子给大家分菜,后来也不用分了,让他们自己盛,反正全是汤。开始汤里还有一星半点油,后来油用完了,我们就用水涮油罐,倒进锅里,第二天再涮一回。有一天我在案板上切瓜片,一不小心切了手指头,指尖上一小块儿肉被切了下来,疼得钻心。别人帮我包扎好后,我忍着疼痛在瓜片里找那块肉,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,只好作罢。吃晚饭时,有人说吃到了一粒肉渣。因为连着好多天没有一点肉腥了,他吃到肉还挺高兴。我知道那肉渣一定是我手指上的,什么话也没敢说,怕人家反胃。
  
叶维丽:你们在农场怎么还吃得这么不好?我一直以为农场的伙食比插队的强得多。
  
马笑冬:我们刚去的时候粮食和油都不够,后来有了改善,但还是缺油水,“馋”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主题。在食堂做饭的有一个当地的年轻姑娘,是傈僳族的,我们相处得很好。有一天她从家里带来了一块肉,说煮了我们几个人吃。我和J高兴极了,也没注意那块肉一点瘦的都没有。肉煮好了,吃了一口,香掉牙,又吃了几口,就觉得不对了,再仔细一看,原来全是肥的。但不管怎么说,别人还没这个口福呢。农场里那么多男生,我只记得一个人的模样。所以能记住他,是因为有一年过年,农场准备了足够的肉和菜让我们好好吃一顿,这个男生宣布他要为大家做北京风味的红烧茄子。他的烧茄子做得真棒,因为放了足够的油,又好看又好吃。可惜这种好日子一年只有几次。

马笑冬在炊事班

  
后来大伙儿发现,要想解馋还有一个办法,就是到30里以外的一家小饭铺去吃一顿。那个小饭铺没有鲜肉,只有腊肉,掺着菜炒,3毛钱一盘。到那儿去来回步行要七八个小时,为了吃点肉要花一整天的时间。但就是这样,大伙儿还是不顾辛劳,乐此不疲。好在一路上风光秀丽,景色宜人,走起来不觉得累。
  
叶维丽:我们偶尔去县城办事,也指望在那儿的饭馆吃上顿肉,是红烧驴肉,大概是老驴不能干活了就宰了吃肉。驴肉就着二面馍(玉米面和白面),味道特别香。我们一趟来回也得走60来里地。
  
马笑冬:在食堂我们不光管做饭,还要去寨子里买菜、买米。没有车,全靠人把米背回农场。当地妇女不兴用扁担挑东西,而是用头顶,把东西放在背上,用一块宽带子托住,再把带子套在头上,主要靠头来托住重物。一开始我很不习惯,头被压得像要裂开了一样。把东西放下来休息一下吧,带子刚一离开头,先是一阵轻松,然后人就仿佛双脚离地,要升上空中一样,那种滋味说不上是好受还是难受。但这些都没有让我退却,后来我可以头顶重物很自如地走路了。为了锻炼自己,我有时还故意赤脚。有一次走了七八里山路,也没有觉得怎么样,我因此得了“赤脚大仙”的绰号。
  
进寨子买东西有一个好处,就是使我们比别人更多地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,这对我影响很大。
  
叶维丽:你们平常和当地老乡接触不多?
  
马笑冬:是不太多。串联的时候我看到的还是城市里的生活,到了云南才知道大多数人的生活跟我们的根本不是一回事。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男人从山上背下来个老太太,等看清楚那个老太太时我们全都吓呆了,她瘦得简直像个鬼,像是在骷髅上包了一层皮。我们心想这是活人还是死人哪。男人说是带他妈去看病,从很高的山上一步一步把她背下来的。附近没有医院,他们可能是去我们农场场部的卫生所,那里的条件很简陋。过去老听说农村缺医少药,这回真正体会到缺医少药对偏远山区的老百姓意味着什么。
  
还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乡到寨子里买菜,中午就在她家歇脚,午饭也在她家吃。米不够她就把芭蕉切成一块一块煮在米里一起吃。你可能想芭蕉不是很好吃吗?可是天天吃就不行,就跟白薯一样,尝尝鲜可以,天天当饭吃就受不了,而老乡家每天就是这么吃。她家的房子也是竹子做的,里头涂了一层厚厚的泥巴,一丝亮光也进不来,又没有照明。我在里面待了好久才看清周围,休息时躺在床上觉得就像在坟墓一样黑。
  
尽管生活艰苦,我没有怨言。我到云南来就是为了吃苦,我对吃不了苦的人很看不惯。记得有一次大家到小溪旁洗头,那溪水清澈见底,不知水里含有什么化学物质,洗后头发特别干净润滑。洗完了我们走回宿舍,一辆卡车迎面开来,车轮一转,尘土飞扬。有个女生赶紧用手把头挡住了,我对她这么做很看不上。
  
叶维丽:她就是不想弄脏头发呀。
  
马笑冬:现在我也会这么看,可当时的想法是她不该怕脏,怕脏就是看不起劳动人民,只有资产阶级、地主阶级才会看不起劳动人民。毛主席不是说,不要看农民手上有泥巴,脚上有牛屎,他们心里才是最干净的吗?还有一次我们出门住在一个旅店里,那个小店特别脏,根本看不出床单原来的颜色。我和衣躺下了,可有一个女生就是不肯睡,在床上坐了一夜。我心想至于那么金贵吗?入境随俗嘛。
  
叶维丽:你一直在伙房干活吗?
  
马笑冬:我和J在食堂干了不到半年就回生产班了,我们俩能吃苦很快就在农场出了名。我们干的活儿是在山上挖坑,种金鸡纳树,这种树的皮可以提炼金鸡纳霜(又名奎宁),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。我听说男生最多的一天能挖50个树坑,就下决心也要挖50个坑。我们那儿土质松,不算太难挖。每一下锄头抡下去一定要铲满一锄头土,当我快完成一个坑、修理坑底部时,眼睛同时看好下一个锄往哪儿抡。第一个坑修理完,一抡锄头,就开始挖第二个坑了,半点儿多余的动作也没有,中间一口气也不喘,腰也不伸,就这样我和J创造了女生挖50个坑的记录。
  
叶维丽:你的动力是什么?
  
马笑冬:就是要强,证明女生也同样能干,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奖励。我想起来了,有一次食堂改善伙食吃包子,因为包子有限,规定男生最多5个,女生4个。不少男生说,我和J可以吃5个。我心里很高兴,这算是对我们俩的一种承认和褒奖吧。
  
可是老这么干也真累。听到吹休息哨时,那声音真清爽,听着特别舒服。大家一下子都钻进草丛里去凉快,工地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了。等到吹干活哨,那声音听起来特别沉闷。大家慢慢地、无精打采地从草丛里出来,浑身像是散了架似的。

马笑冬借来军装留下纪念

  
叶维丽:你们干活还吹哨?
  
马笑冬:行动军事化嘛。
  
那时候我还干了一件傻事,就是要用我的行动把男女生理上的不同消灭掉。很多女知青来例假时都会请一两天假在宿舍休息。我觉得来例假不出工太娇气,就给自己定下了两条:一,不管什么情况下,来例假期间都照常劳动;二,不让任何人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例假。做到第二条并不容易,因为农场的厕所坑与坑之间没有隔板,来例假换纸时别人会看得见。我就争取在人少的时候去,天色比较昏暗的时候去。过了很长时间,有人突然问: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马笑冬来例假?”我笑笑,什么也不说,她们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。
  
我也做到了不管什么情况下都照常劳动。有一次到总场的水田插秧,水凉得彻骨。我正在例假期间,心里确实犹豫了一下,但还是一下决心就跳下了冰冷的水田。还有两次是挑东西走山路,我也照常出工。当时年轻,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。
  
叶维丽:你太好强了。
  
马笑冬:我就是太争强好胜了。我之所以这样做,深处是对男女差别的反抗,用否认生理上的不同来争得平等。你还记得吗,我刚来例假时是多么震惊?我从心底里不能接受男女生理上的差别。
  
叶维丽:你在这点上比别人的反应都强烈,你的反抗也特别激烈。
  
马笑冬:也亏了年轻,没落下什么毛病。
  
因为我劳动表现好,有一次场部要派一名女技术员到昆明去做金鸡纳霜成分的化验,需要一个助手,就把我选上了。在山沟里呆了一年多,一下子来到大城市,就像后来一下子到了美国那样,非常不习惯。在昆明时我总觉得内疚:别人都在农场吃苦受累,我怎么到这儿来了?当时城市供应也很紧张,我们在的研究所食堂一星期发两张肉票,用它们可以买一个肉菜。我一张肉票都不要。那个女技术员很奇怪,问我为什么不要,我就说:“我不想吃。”农场里的伙食那么差,我在城里吃香喝辣就是罪过了。我回到农场后别人问我:“你在昆明都去哪儿玩了?”他们哪儿知道,我连研究所的大门都没出。我觉得出门逛大街和吃肉一样是罪过。
  
叶维丽:我能理解你的想法,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有些过激了。
  
马笑冬:我就是觉得乡下的生活太苦了。我看着那些城市人,心想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底下是怎么生活的?
  
叶维丽: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也是这样想。
  
马笑冬:到云南的第二年,农场改组为兵团,我们要搬到思茅去。听到这个消息,农场上下一片欢腾。知青们对军队式的生活一直有强烈的向往,改成兵团建制后虽然不算正式当兵,但连队的领导都是现役军人,我们也算得上半个兵了。
  
到思茅以后,我们吭哧吭哧种的那些金鸡纳树没人管理,都被遗弃了。实际上我们一年来没种成过一棵树,辛苦完全白费了。
  
叶维丽:一棵树都没长成?
  
马笑冬:金鸡纳树要长5年才能把树皮拿去提炼,提炼出来的奎宁只占树皮重量的百分之零点五,要种多少棵树才能生产出一点奎宁呀。种金鸡纳树先得把山上原来的树木植被全都砍掉烧净,把山弄秃,再栽新树。结果不但金鸡纳树没长成,当地原有的环境也给毁了。我们一帮青年人只知道卖力气干活,干活的目的是改造自己,我们吃苦了,磨炼自己了,就行了,一点儿也不讲经济效益,更不懂得保护生态。我们兴高采烈地走了,没人再提起那些倒霉的金鸡纳树。
  
思茅在历史上有记载,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发生在那儿。我们连队在一座茶山的脚下,茶山后面是一片湖水。有段时间我一有空儿就起个大早拿着照相机到湖边取景。在浓雾渐渐散去、太阳快出来的时候,那湖景真是美丽绝伦。
  
叶维丽:你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不改啊。
  
马笑冬:这是没办法的事。那湖叫“洗马湖”,据说湖水以前是浑的,自从诸葛亮的马在湖里打了个滚儿,水就变清了。我们连队的男知青开玩笑说“洗马湖的碧波绿呀,没有兵团战士的脸色绿”,意思是说连队的伙食太差了,知青都面带菜色。
  
叶维丽:如果有人较真儿,这话能被打成反动言论。
  
马笑冬:大伙听了哈哈大笑,没有人认真,那时的气氛已经不那么“左”了。
  
我们连队的任务是管理茶山,采茶和制茶,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减轻。我们住的是砖房,生活条件也比过去改善了很多。思茅是地区首府,有商店和饭馆,从我们的驻地到街上就20分钟。我们每人一个月工资26块钱,其中伙食费只有9块钱,吃不着什么好东西。馋了我就去街上买米粉吃,才花1毛钱。平时我很少花钱,交了伙食费后基本上什么都不买,该取工资时我总忘,能一连3个月不去取。
  
叶维丽:你们在兵团有工资很不错了。我们一年下来,除去粮食和菜分不到几个钱。
  
马笑冬:我在云南5年,真正一天到晚干活也就是1年,后来我参加了团里的文艺宣传队,可以说我那4年没吃什么苦。我个子高,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参加演出,偶尔遇上个别角色才上台。我因为练体操时受过形体训练,就让我主要当舞蹈编导。演出队就在我劳动的茶叶连队,有一间大房子供我们排练。我们半脱产,边劳动边排练演出,排练完一套节目就到兵团下面的连队里演出。

云南兵团宣传队,马笑冬饰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吴清华

  
叶维丽:当时很多人都看不起文艺宣传队,觉得他们逃避干活儿,到处演出,吃好的。
  
马笑冬:人们是这么看,可宣传队也并不轻松。我们常常是上午在茶山干活,下午排练。在茶山干活可以懒洋洋,但排练时一定得情绪饱满,这也不容易做到。
  
知青的生活太贫乏了,几乎没有什么娱乐,我们每到一个兵团连队去演出,那里就像过节一样。我们也常到解放军部队去演出,演出完了以后,部队总要招待我们一顿很不错的饭菜。尽管我们的生活条件比以前有改善,但“馋”还是像个影子一样缠着我们。说句良心话,盼着演出后的那顿饭是每个人的心思,甚至可以说,我们演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那顿饭。演出完了,招待我们的晚饭至少有七八个菜。
  
叶维丽:有肉吧?
  
马笑冬:当然有了。部队也不那么富裕,但至少能拿出几个比较像样的菜来。有一次我们在思茅军分区演出,演得有点儿砸。吃饭的时候,有人听见战士说:“什么演出,还不是为了那顿饭!”大家听了都很生气,我觉得受了极大的侮辱。我爸爸从小就教我们做人要有骨气,“冻死迎风站”。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,让我觉得尊严比什么都重要,我因此决定罢餐。我不想惊动任何人,趁大家狼吞虎咽吃饭的时候溜到外边找个僻静地方坐下,在黑暗中等别人吃完。

演出结束时往往已经九十点钟了,我肚子饿得咕咕叫,很难受,但我使劲忍着。等到别人吃得差不多了,我再悄悄回到饭桌上。大伙儿高声谈笑,谁也没注意少了一个人,我看着桌上的残羹剩饭直咽唾沫。回到宿舍后饿得不能睡觉,我就到J那里讨吃的。J不比我年纪大,但她像姐姐一样照顾我,经常买些吃的留给我。以后几次到思茅军分区演出时,我都告诉她我要罢餐,她就事先把吃的给我准备好。我这样坚持了六七次,后来被人发现,我也就停止了。


叶维丽:像你这样的我可做不到。
  
我问你,你们知青之间有没有爱情故事啊?
  
马笑冬:怎么说呢,在宣传队的时候,我慢慢对一个高个儿的男生有好感。我演芭蕾舞“红色娘子军”中的女主角吴清华,他演党代表洪长青。我开始意识到对他的感情有点不一般,是演“长青指路”那一段。那场戏一开始吴清华从南霸天的牢房里逃出来,浑身是伤,走了没两步就倒下来了。这时洪长青和通信员小庞路过发现了清华,就把她扶了起来。看见她手臂上全是伤,洪常青就拿出手绢帮她擦伤。这时他必须拉着清华的手。虽然是舞蹈动作,但拉手那下是真的。宣传队的人思想比较开放,平时跳舞男女拉手,大家也无所谓。可是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儿等待他拉我手的那个时刻,而且在台上一看见他我就马上把眼睛移开。这事我对J说了,她问:“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说?”我没去说,我当时认定我会一辈子独身的。
  
叶维丽:可你崇拜的保尔、牛虻不都是有爱情的吗?
  
马笑冬:但是他们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爱,像牛虻,最后只是给琼玛留了一封信。这可能对我有影响,让我觉得爱情和革命是冲突的,我应该压制自己对爱情的冲动。
  
我本来对婚姻就有很多疑惑,有一件事更使我对婚姻产生了恐惧。我前面提到当初我和J在伙房时和我们一起做饭的傈僳族姑娘。她长得很漂亮,梳两条辫子,皮肤黝黑,有种特别的气质。我刚一见到她就想,哟,怎么山娘。她活泼,能干,性格开朗,充满了朝气。是她领着我们在厨房干活,要不然像我这样的怎么会做饭?后来她结婚了,就离开了我们。过了两年,有一天我走在思茅街上,看见一辆敞篷卡车迎面开来,车斗里有这个姑娘。我当时一下子愣住了。她变化太大了,脸上很粗糙,苍老了很多,一看就是因为照顾孩子做家务给弄成那样的。我是打算扎根云南的,看到她我非常震动,心想将来我是不是也会变成那个样子?我对自己说我绝不能走那条路。
  
叶维丽:你是说永远不结婚吗?
  
马笑冬:我也没认真想过今后要不要结婚,但我看到那个女孩子的变化,心想难道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命运吗?我从小就极为反感女人一结婚生孩子就完了的说法。现在看见原来好端端一个女孩儿完全失去了青春的光彩,好像印证了那种说法,我突然觉得十分绝望。我想我一定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一直把自己看做一个特殊的女人,男人能做的事,我也能做,我不能接受一般女人的命运。
  
可是话虽这么说,1970年海通大地震的时候(震级7.7级,死亡人数1.56万,仅次于唐山地震),我曾想证明我和别的女生不一样,结果到最后还是得“服软”。那次思茅受到强烈震动,地震时房顶发出极可怕的声音,大家狂奔到院子里,惊魂难定。后来很多天因为余震,我们晚上睡在露天一个大棚子里。有天夜里发生了一件事:一个女生的蚊帐被一个男的打开了,正在这时候,那个女生醒了,睁眼看到个男的,吓得尖叫起来。这事以后,女生们都说太可怕了,一个个都要往屋里搬。我说这有什么可怕的,大家都在这儿,没事儿。那天晚上我回来,一看棚子里空空的,只剩下我一个人的蚊帐。我很生气,心想今天晚上我就睡在这儿了!我硬是一个人在外面睡了一夜。

《中国青年》编辑马笑冬采访中国远洋科考船

  
叶维丽:你可真行。
  
马笑冬:其实那一夜我就没敢合眼,第二天我也只好搬进了屋。
  
在云南呆了几年后,有一天,连队里传出了爆炸性新闻:某某女知青要和一个当地的男职工结婚了。我们都很惊讶,没听说他们俩谈恋爱呀,怎么说结婚就结婚了?连里热热闹闹为他们办了喜事,还分给他们一间屋子,婚后他们就搬到一起住。我心想,就这么过一辈子了?这就是婚姻?
  
叶维丽:这个女知青算是在当地扎根了,这不是符合当时的政策吗?要想扎根,早晚都得走这条路。
  
马笑冬:可这是一条我不能接受的路。后来连队里又爆出大新闻:连长和连队卫生员偷情,被抓住了。连长是现役军人,已经结婚了,卫生员是北京知青。连长平时吃苦肯干,大家对他印象都不错,出事后也都同情他,我到现在都认为他是个好人。卫生员怀了孕,回北京堕了胎。这事一出来,大家都骂她,看不起她。后来连长被迫退役回了家乡,女知青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听说连长回家后和老婆离了婚,发誓要娶那个女知青。
  
叶维丽:他挺真心的。后来听说有兵团干部强奸女知青的事,你们那儿有吗?
  
马笑冬:没听说我们团里有。
  
叶维丽:我也没听说我们县有。我相信这种事确实有,在一些地区可能还比较严重,但从全国范围讲,到底有多普遍?现在的文艺作品一提女知青在乡下的生活就是被强奸,好像没这种事就不真实,我觉得应该给绝大多数女知青正名。如果女知青的“典型”就是遭受强奸的弱者,也玷污了咱们这一代“不让须眉”的女性。
  
马笑冬:我同意。其实说起来,当年在知青中清教主义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我们那儿偶尔有男生会给他喜欢的女生写条,问能不能“交个朋友”。有的女生认为男生这样做是意识不好,生活作风有问题,最可能的结果是把条子交给领导,然后领导在全连大会上批评那个男生,弄得他灰头土脑没脸见人。有个男生给我们宣传队最漂亮的女生写条,结果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。有不少人不同意她那样做,认为这是个人的私事,不想交朋友就直接告诉对方,不必报告领导,我同意这个看法。
  
说到感情上的事,还有一件事我以前没有和别人讲过。那次云南地震以后,因为有的房屋受到破坏,大家都搬进比较结实的屋子,睡觉时两人挤一张床,我和J在一张床上睡。一天我半夜里醒来,发现她不见了,我很奇怪,半夜三更的她能到哪儿去呢?我到外面到处找也找不到,就到连部报告指导员,指导员立刻带上一个人到茶山上去找。过了一会儿,J和指导员他们回来了。回到宿舍后,我问她是怎么回事,她说:“我总怕失去你。”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,就说:“咱们不是每天都在一起吗,有什么失去不失去的。”她说:“你不懂。”

后来,她把自己的心事写信和她妈妈说了。她妈妈是个很开明的知识分子,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,告诉她这叫“同性恋”,认为这和中国社会里同性之间关系密切,异性之间接触得少有关系,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,这种倾向会淡化的。她希望这件事不会影响我和J的正常友谊。J把这封信给我看了,我觉得她母亲的话有道理,也没有疏离J。J是个非常正派的人,从来没有对我有任何不适当的举动。几年之后我们各奔东西,J在上大学时爱上了一个同班的男生,这是后话了。
  
叶维丽:这件事你们处理得很理性,也多亏了J的妈妈。我听说女附中也有些学生关系过于密切,但也没人特别注意这类事,“同性恋”在当年不是个敏感话题。
  
你们业余时间怎么过,唱不唱歌?
  
马笑冬:我很喜欢唱歌,经常一个人小声自己唱。不知为什么大家在一起就唱不起来,可能因为思茅是地区首府,可以逛街,进饭馆,看电影,每个星期日都休息,要上街可以去。我们宣传队又老是排练,又唱又跳,所以大家聚在一起用唱歌来抒发感情的需要就不强烈了。记得我自己最常唱的是“新四军军歌”,还有苏联、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战斗歌曲。
  
叶维丽:不唱情歌啊?
  
马笑冬:有人唱爱情歌曲,把词都改了,“爱人”改成“朋友”,“跟着爱人到前方”改成“跟着朋友到前方”,好像不能开口说“爱”字。我去昆明出差那次,一共呆了3个星期,觉得特别漫长,非常想念农场的伙伴们。除了J,我还交了另外几个好朋友,我和她们的友谊是我在云南最大的收获之一。我给她们写信的时候说:“我太想你们了。我真想对你们大声说:我爱你们!”回到农场后,她们都笑我用“爱”这个词,觉得我是小资产阶级情调。
  
叶维丽:谈“爱”还是禁忌啊,可你对自然的感受还是挺浪漫的。
  
你们平常都看些什么书?
  
马笑冬:说实在的,我们没有什么书可看。1970年代初,团部让我们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的6本书。我记得其中有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国家与革命》和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。我非常认真地读了这些书。
  
叶维丽:都是政治书啊。
  
马笑冬:看这些书使我第一次受到理论思维的影响,产生了强烈的想学习的愿望。我从去云南那天起,就没有想过有一天还要回北京。我当时是决心扎根边疆的。到了第四五年,想坚持扎根边疆的人越来越少。我自己的思想斗争也十分激烈,有时候非常痛苦。我当时想,如果有一天我也离开边疆,那是不是就背叛了自己的理想?我的理想又是什么呢?实现共产主义?共产主义是什么?不知道。跟工农相结合是我的信念,但怎么才能算和工农相结合呢?和当地人结婚、生儿育女?那是我最不能接受的。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?我们在的那些年,没见农村面貌有什么改变,我也自认我们没有能力改变。

我追问得越深,就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,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。那几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,就是林彪事件。林彪坐的飞机摔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,这个事件对我是极大的震撼。一个天天拿着红宝书喊“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”的人,一个在党章上被指定为接班人的人,突然背叛了毛,这对当时的那个信仰体系是特别大的冲击,我一下子失去了对它百分之百的信赖,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  
叶维丽:很多人就是从林彪事件以后开始质疑文革的,毛的绝对权威也开始动摇。
  
马笑冬:它也使许多人对扎根边疆开始怀疑,也动摇了我的决心。我开始强烈地想离开云南,想上大学,想学习。

  (本文选自《动荡的青春:红色大院的女儿们》,叶维丽、马笑冬/口述,叶维丽/撰写,新华出版社2008年出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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